11月26日，世界首例宣稱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我國誕生，這場由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牽頭的項目，一經報道，全球嘩然。隨之而來的幾乎是輿論一邊倒的反對和譴責，質疑的聲音主要聚焦在學術道德與醫(yī)學倫理的評判上——在有效性和安全性還未確定的情況下，基因編輯是否能夠作為臨床研究應用在人體胚胎上。
對于基因編輯技術本身，其實很早就已經出現，近年來該技術在我國的發(fā)展尤為迅速。在應用方面，主要分為體細胞基因編輯和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兩種，其中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又分為預防治療和增強兩類。賀建奎所主導的這次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就是用于生殖細胞的增強。所謂增強，就是超過了人類本身的能力。比如人類本身不具備免疫艾滋病的能力，通過基因編輯使其在理論上能夠抵御艾滋病。但就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講，理論和現實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無法保證基因編輯后不會脫靶，甚至無法確保經過基因編輯出生的嬰兒能夠平安長大。技術本身存在的較大不確定性是這項研究遲遲沒有進入實驗階段的主要原因。
這不禁讓人想到，霍金在他的最后著作《對嚴肅問題的簡短回答》中的終極預言：在未來的富人階級中將出現經過基因編輯的“超級人類”，他們不僅具有優(yōu)于普通人的身體素質和壽命，甚至可能連記憶力和智商都凌駕于常人之上。
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似乎證明了霍金的預見，在霍金的推論里，掌握社會資源的富人將在更短的時間里具備改造基因的能力。而關于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導致基因技術用于制造“階級分化”的擔憂也就不無道理。
退一步來講，人類在編輯或改造基因之前，必然會面對社會規(guī)則和倫理與科技應用的博弈。技術注定要發(fā)展，但發(fā)展的前提是受到價值理性的導引，同樣的，人們對于倫理的認知也是隨著技術的發(fā)展而不斷進步的。二者的關系相輔相成，而人性，就是平衡二者的最后底線。
目的決定了手段的合理性。想要理性看待這種問題，先要思考人類未來需要的是怎樣的環(huán)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