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硅谷動力專稿】布爾迪厄是少有的幾個辦過個人影展的大思想家之一。與鮑德里亞一樣，布爾迪厄也把攝影當作了一種生活方式，當作溝通科技、藝術(shù)與生活的橋梁。近年流行起來的Lomo（樂魔）一族的生活態(tài)度，就與布爾迪厄的主張很接近。
布爾迪厄1930年出生在法國的貝亞恩。用土話說，就是鄉(xiāng)下人。他成名之后，鄉(xiāng)下的口音仍然不改。據(jù)說口音改得快的人，比較隨和；而口音不改的人，往往比較固執(zhí)。布爾迪厄可能就屬于那種比較堅持的人。
作為法國頭號社會學家，布爾迪厄一直認為自己是主流之外的“陌生人”。他說：“我沒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彼簧趯で笕嘶氐郊业母杏X。布爾迪厄的攝影不象鮑德里亞拿過國際大獎，不過從布爾迪厄參加影展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與眾不同。在2006年展出的兩幅反映阿爾及利亞內(nèi)戰(zhàn)的攝影作品中，我們看到象鬼一樣騎摩托的人，以及象電線桿子樣被串成一串的人。令人印象深刻。我在澳門的LOMO一族網(wǎng)頁上，找到一句與這種感覺很相近的主張：發(fā)掘平常不被留意的美，希望從“垃圾”中尋找美的元素，令我們得到一種新的體會。
LOMO原來是指一種不用講究技術(shù)就可以拍出奇特效果的像機LOMO LC-A。50多年前產(chǎn)自列寧格勒光學儀器廠(Leningradskoje Opitiko Mechanitscheskoje Objedinenie)。1991年維也納大學生斯特拉瑟和斯菲格，在布拉格的一家雜貨店里偶然買到它。他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種像機由于技術(shù)上的先天“缺陷”，奇妙地造成了反差強烈的“隧道效果”。特別適合業(yè)余人士拍出專業(yè)水平的照片。隨著攝影名家荒木經(jīng)惟、王家衛(wèi)及一些科技音樂人加入LOMO行列，令越來越多的人發(fā)現(xiàn)：一般人用這種傻瓜式的古老像機，可以拍出時尚前衛(wèi)的藝術(shù)精品。LOMO隨即風靡世界各國。
Lomo的出現(xiàn)，帶來一種新的攝影潮流：構(gòu)圖與對焦都已過時，模糊與隨機性才是時尚。這順應(yīng)了自然即興的美學主張?，F(xiàn)在，LOMO被發(fā)燒友解釋成一種生活態(tài)度，重新拼為Let Our life be Magic and Open。相當于超女倡導的“想唱就唱”。用在這里，就是“想拍就拍”、“想干就干”。
如果說LOME的理念是“不要想，只管拍”的話，大哲學家就不同了。大哲學家一邊拍，一邊禁不住就要想。布爾迪厄和鮑德里亞這兩位世界學術(shù)泰斗，拍著拍著，拍到辦國際影展水平后，就不禁各自發(fā)展出一套著名攝影理論。他倆有個共同點，就是把攝影不當攝影，而當生活方式。他們的攝影理論，就成了一套假借攝影名義的人生觀。
布爾迪厄與鮑德里亞的攝影觀，或叫人生觀，相反又相成。相反之處在于，鮑德里亞主張反主為客——不是攝影者（主）在攝，而是被攝者（客）在攝；布爾迪厄主張反客為主——被攝的不是被攝者（客），被攝的是拍攝者（主）。相成之處在于，他們都主張主客一體，心物一元。只不過一個是物向心生成，一個是心向物生成。最終要達到的境界，都是坐忘，即主客不分的境地。布爾迪厄的攝影認為，“攝影是處于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游戲”；“相片是超越主客觀之間的意義產(chǎn)物”。攝影的對象（物）實際已反映了攝影者（心）的社會態(tài)度。布爾迪厄把心物一體稱為實踐，把攝影當作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用來實現(xiàn)天人合一。
在把攝影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上，布爾迪厄與LOMO是不謀而合的。布爾迪厄反對康德美學與“大眾美學”對立，認為在大眾美學中，藝術(shù)不再是非功利非概念的純目的性活動，而是一種有實際功能的行為對象。
通俗一點說，就是主張生活本身美，生活美高于藝術(shù)美，業(yè)余的攝影高于藝術(shù)的攝影。攝影不是攝影家的專利，大眾可以“卡拉”攝影。這不正是LOMO的主張嗎？
說到這里，我想重新解釋一下杜牧的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坐愛，顯然不是坐著愛。這個坐，有人解為“因為”。我寧愿解為坐忘。但坐忘，在心物一元上，是沒有方向的。坐忘而愛，恰好才是布爾迪厄和LOMO的共同主張：從實踐角度切入天人合一。當然，杜牧沒帶照像機，這二月花到底有多美，也沒LOMO下來。如今講后現(xiàn)代，高科技、坐忘和愛，一樣也不能少。(文/姜奇平)
